八达岭关城西门上方“北门锁钥”四字匾额，为明万历十年蓟辽总督吴兑主持重修关城西门时立。“北门锁钥”源于寇准镇守宋陪都北京大名府（今河北邯郸大名县东北部）时所言，吴兑借此喻指八达岭长城在明朝北部边疆的重要战略地位。
八达岭并非孤立关隘，在明代属于居庸关沟纵深防御体系的北口前哨，为京师通往“宣大咽喉”之极冲，沿两侧山脊修筑了长约20.5公里的长城。所谓“锁钥”，强调的是八达岭扼守整条居庸关沟北口的咽喉地位。本文所说居庸关，指四十里居庸关沟，即《中国地名大辞典》所释的广义居庸关；八达岭地处关沟北口，是居庸关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那么八达岭长城何以称“北门锁钥”呢？
层林尽染的八达岭长城视觉中国
地理之门：控扼南北，居庸天险
居庸关位于北京西北，太行西山与燕山军都山分界的峡谷地带，属太行八陉之一的军都陉；军都陉也称“关沟”，是自南口经八达岭通往晋陕北部与内蒙古高原的天然孔道。其北接宣怀延盆地，南连华北平原，为京师西北天然屏障之门户。明代许天锡《居庸关》一诗盛赞居庸关控扼南北的险要形势：“天设居庸险，乾坤此北门。山川通上郡，形势冠中原。”
八达岭高踞关沟北端最高处，海拔约六百米。这里两峰夹峙，一道中开，居高临下，形势险要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引《山水记》云：“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，若建瓴，若窥井，故昔人谓居庸之险，不在关城，而在八达岭也。”明代《西关志》称居庸关：“跨四十里之横岗，据八达岭之要害。”正是因为八达岭地处关沟峡谷制高点，“尤为紧要，失此不守，则居庸不可保矣”，堪称“居庸天险”。如果说居庸关是京西北门户，那么八达岭凭借关沟古道制高点与前哨隘口的地理位置，便是门户上的钥匙。
军事之门：据险御守，兵家要隘
八达岭凭借得天独厚的天险地势与关沟古道前哨的关键区位，形成了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先秦时期，燕国于军都陉设立居庸塞，列入“天下九塞”。汉代在此置居庸关，正式屯兵设防。北齐时期，居庸关址南移至上关城一带。唐代沿袭旧制，于八达岭长城一线设居庸塞，管控南北通道。元代称八达岭为“北口”，设千户所镇守。至明代，于上关南八里的长坡店创建居庸关城，即今狭义居庸关。居庸关沟成为拱卫京师西北的核心门户，朝廷依托南口、居庸关、上关、八达岭、岔道城诸处关隘，构建起层级严密、体系完备的居庸路防御体系，形成关城、防线、防区三级设防格局。八达岭长城扼守居庸关沟北口制高点，形成了易守难攻的绝险态势，是居庸路乃至京西北防御体系的核心屏障。
八达岭位于居庸关孔道咽喉，自古为北疆战事要地，诸多名将于此戍边御敌、建功立业。武周时期，侍御史桓彦范于河北封堵居庸要道，抵御突厥南侵。元太祖八年（1213年），成吉思汗避实击虚，绕行守备薄弱的紫荆关，迂回至金军后方夹击居庸防线，史载“契丹讹鲁不儿等献北口，遮别遂取居庸”，北口即八达岭所在区域。明代边防战事尤为密集，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、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，鞑靼部族两次进犯居庸路八达岭一带，均被守军击退。隆庆、万历年间，自八达岭至山海关的砖石长城与空心敌台陆续营建竣工，北疆边防体系焕然一新，实现“边备大饬，敌不敢入犯”的稳固局面。《钦定日下旧闻考》中评价居庸关：“时平，为上谷之襟喉；事亟，真北门之锁钥。不惟雄临朔漠，亦且险类崤函。”
政治之门：启闭有度，怀柔安边
元代郝经在《居庸关铭序》中评居庸关：“阳国北门……故自汉唐辽金以来，尝宿重兵以谨管钥。”所谓“管钥”，不仅是关口开闭的门禁管控，更蕴含着历代治边控隘的治理智慧。汉代居庸关隶属居庸县，兼具地方安防管控与往来人员盘查职能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隋朝于居庸关专设关官，专职管控隘口出入。安史之乱后，唐朝国力大衰，居庸关职责是稽查从幽州到山西的行旅货物。至辽代，居庸关职能进一步细化，除治安稽查外，新增行旅查验、商税征收等权责。元世祖定都大都后，军都陉成为帝王往返大都与上都的核心御道，居庸关既是南北交通咽喉，也是皇家巡幸途中的重要驻跸之地，战略与礼制地位愈发凸显。
明代居庸关作为拱卫京师的要隘，除却核心的军事防御职能，还承担着稽查往来行旅、管控边关出入的重要职责。明万历《大明会典·礼部》明确规制：“凡夷人入关，嘉靖十二年，令边方一应掌管官员，务要盘验明白，方许放进。”隆庆和议之后，明蒙通贡互市趋于常态化，居庸关成为鞑靼部落进京朝贡的必经关口，门禁稽查愈发规范严苛，成为维系京师边防安稳与边疆交往秩序的关键屏障。
入清之后，北疆边患消解，居庸关的军事防御功能大幅弱化，逐渐转型为管控关区民政、维护地方治安、征收商税、承接公务迎送的重要门户。乾隆年间，清廷特设延庆州判驻守居庸关，专职“分理民事”，统筹处理关域内的地方庶务。清代帝王多次巡幸塞外、往来察哈尔等地，居庸关作为南北通行要道，成为乾隆帝巡视的必经之地，军事隘口属性基本褪去，转为兼具交通、政务、民生职能的边关要地。
经济之门：农牧互通，商贸通衢
居庸关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，自古便是南北农牧交流、商贸往来的重要地区。战国时期，齐桓公驰援燕国、北伐山戎，兵锋抵达燕北塞外，军都陉一带已是南北往来要道。《管子·戒》记载：“（桓公）北伐山戎，出冬葱与戎叔（菽），布之天下。”见证了早期中原与塞外的货物互通与交通往来。秦汉两朝于居庸天险设卡置隘，管控南北通行。汉代于塞上宁城（今河北万全）设立“胡市”，作为官方边塞互市之地，而军都陉正是连接幽燕地区和塞外的核心商贸通道。和林格尔汉墓壁画《使君从繁阳迁度关时》，生动再现了墓主人赴宁城出任护乌桓校尉，途经居庸关时，南北商旅往来，关隘通行不绝的繁盛景象。隋唐时期，朝廷于今上关一带先后设置纳款关、军都关，管控南北交通，此地成为突厥、奚、契丹等部族贡使入朝、商旅往返幽州与塞外的主干通道，持续维系着农耕与游牧族群的交流互通。
辽代，居庸关主要承担查验行旅、征收关税的职能。《辽史·食货志》载：“圣宗乾亨间，燕京留守司言：民艰食，请弛居庸关税。”元代定都大都之后，居庸关成为皇家御道要隘，周边经济与文化空前繁盛，军都陉古道两侧也渐成村落。元人揭傒斯《居庸行》诗云：“关门两向当天开，马如流水车如雷。”
明隆庆和议达成后，明蒙边境整体通商开市。因居庸关紧邻京师，地位特殊，朝廷并未在此开设官方互市，但民间商旅出关与蒙古开展贸易的往来活动始终络绎不绝。朝廷于居庸关南口设置抽分官，专门稽查商路，征收商税。据《万历会计录》记载，居庸关常年商税定额为白银二千五百两，逢闰年税额增至三千余两。
清康熙年间，居庸关设税课大使掌管关税；晚清时，居庸关为南北冲途，部分蒙部贡使、台站转运与俄商贩茶，皆取道于此往来。
文化之门：文明交汇，交融共生
八达岭所在的关沟古道，曾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交流渗透、交融汇聚的重要通道。随着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日趋深入，此地作为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纽带的作用愈发凸显。延庆地区山戎部落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容器、尖首刀币、铜鎏金贝币等文物，印证了春秋时期山戎族群便经由军都陉古道，与燕国开展接触与文化交流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记载，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：“徙雁门、代郡、上谷三郡民，置常山关、居庸关以东。”关内关外的人口迁徙，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。
清代杨守敬《水经注疏》云：“牵招为鲜卑校尉，屯昌平；又以田豫为乌桓校尉，并护鲜卑，必当屯居庸关外，方能防御招怀，若在关内，则声援不及。”可见当时居庸关南北已成为鲜卑、乌桓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之地。
北朝时期，慕容鲜卑、拓跋鲜卑先后多次经居庸关南下幽州；523年，六镇起义爆发，两年后杜洛周率少数民族起义军攻破居庸防线，进入幽州地区。
北齐时期居庸关改称纳款关，唐代沿用这一名称。“纳款”意为纳款通和、布德修礼，关隘的主要职能为接待少数民族贡使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刘黑闼起兵时，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率部助唐，其部落被安置于幽州昌平城。胡三省作注：“昌平城在军都关南。”
金、元两朝，军队、使者与民众经居庸关往来，推动了北方地域开启新一轮民族交融进程。元大都至上都的皇家御道经过居庸关，蒙古宗王、西域贡使与各族商旅往返亦多经过这里。居庸关云台内壁镌刻梵文、藏文、八思巴文、回鹘文、西夏文、汉文六种文字，成为元代多民族文化交汇共生的鲜活物证。
明代蒙古贡使多由大同入关，经宣府，过居庸关赴京师。大量归附蒙古部族被安置于北直隶各卫所，与汉军杂居共处，一同戍守边关、修缮长城。清代，自北京经居庸关通往张家口、库伦（今蒙古国乌兰巴托）的驿路畅通无阻，成为蒙古王公年班朝觐、蒙汉驼队商贸往来、边疆官吏履职往返的核心通道。
岁月流转，雄关无言。八达岭“北门锁钥”的深厚底蕴，在于锁以安邦、钥以通和的双重格局。千百年来，这座雄关完整见证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，在对峙相守、互通共生中持续交往、深度交融，是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历史物证，也是解读长城精神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朽文化坐标。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市延庆区文物局）
点搭网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